杨梆子就是天津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头子。北京反动政府嫌原任厅长张如桐镇压革命不力，特别换上他来对付天津的学生。这个大字不识、残忍阴毒的家伙，制造了“一二九”血案，逮捕了周恩来等学生代表，软硬兼施，恕让周恩来屈服，没想到在智勇双全的周恩来面前他一次次地失败了。

　　杨梆子企图用既不审讯、又不释放的“拖”的办法消磨被捕革命者的意志。这阴谋早已被周恩来看穿。那时候，和周恩来同案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几人。周恩来就想尽办法组织他们一起斗争。

　　一次，周恩来写了很多纸条，趁晚上杨梆子对犯人“训话”的时候，悄悄地传给每个难友。回到牢房，大家打开纸条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“质问警察厅，既不审问，又不释放，是何道理？”第二天，杨梆子背着手大模大样地巡查牢房。没想到，每个监房都发出了厉声的责问：“警察厅捕人，依何警章规定？为什么不公开审判？”这可使杨梆子大伤脑筋。他知道周恩来在群众中最有威望，想从他那里探探虚实。

　　他走到周恩来的牢房，周恩来不理他。杨梆子凑到跟前，刚要说话，周恩来手一扬，递给他已经写好的一张小字条。他接过来横看、竖看，正看、倒看，还是看不懂。他不识字啊，可又不能丢了“厅长”的面子，哼哼唧唧地说：“好，很好。我回去考虑。”他回去找秘书一念，跟别人的质问一样，气得他干瞪眼。

　　杨梆子要报复了。

　　二月底一个下午，周恩来等代表被召到警厅花园的一个会议厅。杨梆子先是“训话”，满嘴江湖黑话：“……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能忍能让，才算君子。只要各位说老实话”，一拍胸脯：“嗨，本厅长保准不难为大家。

　　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……”接着，他发给大家一人一张毛边纸：“各位，省署交下几个问题，只要答得好，提前释放。”大家打开纸一看，见上面印着二十一个问题，有什么：“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、组织？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、组织？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、组织？“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？何人发行？在何处印刷？”等等。

　　周恩来看看题目，微微一笑，提笔一挥，交了回去。别的代表也都提笔作答。杨梆子高兴了，以为这回可算计策得逞。等到收回“试卷”，让秘书一念，他脸都气青了。原来周恩来的回答是：“不知道！”接下去还有两句口号：“取消二十一条”，“还我山东”。那龙飞凤舞的字迹，杨梆子虽然不认识，可每一勾一撇，都像铁钩、铁棒，撕扯他的心，敲打他的头。别的代表的回答，也是对他的一番驳斥，他气得跳脚骂了半天。

　　两个月过去了。警察厅依然拖着。

　　周恩来利用上厕所的机会，和大家商定了斗争办法，决定四月二日起个体绝食，要求即日移送法院。

　　四月二日到了，全体被押的革命者拒绝进食。狱卒慌了，连忙报告杨梆子。

　　杨梆子这些天正在发愁。原来，觉悟社在邓颖超等带领下向全国各地揭露了天津“一二九”事件，全国各地抗议、声援的电报，信件如雪片飞来。

　　曹锐、杨梆子之流，已经陷入人民愤怒的大海。

　　这时候，又听说被捕代表绝食了。杨梆子呆若木鸡，翻了半天白眼。忽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叫狱卒把被捕人员代表找来谈判。

　　周恩来等五位代表来了。杨梆子死皮赖脸地劝代表进食，没想到周恩来等人向他提出了最后通告：“限三天内速即开庭公审，否则全体人员绝食自毙，以示不受非法拘捕，不屈人格的坚决态度。”杨梆子慌了：“我侍诸位不薄哇！凡能成全诸位的我都成全，何必绝食呢！”“归法院不好哇，我不赞成。我这儿好歹总可以替大家想法子。我没成见呐！……”代表们不理他这套，坚决表示：“我们的要求如不答复，大家绝不进食！”代表们绝食的消息，飞过了监牢的高墙，传向社会。觉悟社留守指挥部作出决定，留校各校学生代表，自愿签名，前去替代被捕代表绝食。邓颖超、谌志笃带领各校二十四名男女代表，奔住警厅。

　　杨梆子正坐在屋里犯愁，忽听警察厅外人声鼎沸。一个警察跑进来：“厅长，厅长，坏啦！学生们又围上来了，说是要替换代表绝食！”杨梆子傻了眼。他头一回碰到这种事，迁饿饭也有人自愿代替，他无法应对革命学生的行动。门外，一阵阵口号声叫得他心急如焚，监牢里，绝食代表的指斥，又使他心乱如麻。万一绝食者朋个好歹，那天津市的工人、学生、职员，连商人都会对他群起而攻，如何是好？警察厅内外，周思来、邓颖超领导的绝食和替代绝良，支援代表的斗争，坚持了三天。杨梆子终于垮了，只得答复代表，保证一两天内移送法院代表们含着热泪彼此握手，欢谈，庆祝初步的胜利。

   四月七日晚，被捕两个多月的代表，分乘六辆汽车移往检察厅。

　　这时候已是春天，晚凤中夹着微微的暖意，吹拂着代表们的头发。他们在汽车上高呼着“学生万岁！”“同胞万岁！”在天津群众敬仰的目光中，奔上新的战场 。